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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牍研究史
日期:2018年1月24日 浏览[5356]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卷三十载:“武帝末,鲁共王坏孔子宅,欲以广其宫。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凡数十篇,皆古字也”。其时并无纸张,故当断为竹木简牍。唐大臣崔日知有诗云“孔壁釆遗篆,周韦考绝编”即证必为竹简而编系之,以应“韦编三绝”之意。当时对这批竹简作研究的学者,有孔安国、刘向、刘歆等人。

  西晋咸宁五年279至太康元年280之间,汲郡人不準盗魏襄王墓得数十车出土汲冢竹书(相对于纸书而言称竹书,即竹简),编成《竹书记年》12篇,记载夏商、西周、春秋晋、战国魏等史事。晋学者荀勖、束皙多年释读整理,共写定七十五篇。原简早亡,赖《竹书纪年》存下文字。此外,南北朝的北周时代,也已有人在居延等地发现汉竹简书,并留下史籍记载。

  时至北宋徽宗朝,也有人在甘肃等地发现东汉竹简;实物虽皆不存,但依靠黄伯思、赵彦卫等好古之士,分别考证过许多汉代竹木简牍,为简牍史研究流传可谓是续上了一脉香火。

  清末竹木简牍大发现,是缘于匈牙利人斯坦因、瑞典人斯文·赫定等等的西北探险活动。关于著述,法国人沙畹1913年第一次以斯坦因在新疆甘肃所得991枚汉简编印成书;罗振玉、王国维据此才在翌年1914著成《流沙坠简》。但其实,王国维早在1912年客居日本时,即已著《简牍检署考》,据此当推王国维为中国近代简牍研究之第一人。鲁迅先生认为:中国有一部《流沙坠简》,印了将有十年了。要谈国学,那才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国学的书。开首有一篇长序,是王国维先生做的,要谈国学,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。

  这样的评价,王国维以外,无人可以当之。继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,随着近万支居延汉简面世,迅速引起了马衡、向达、傅振伦、贺昌群、黄文弼、劳斡、郭沫若、陈直和夏鼐等学者注意。劳斡和余逊于此最为着力,成果极其丰厚。建国以后的主导人物,是陈梦家,60年代陈梦家对武威、居延两大汉简系统的整理和考释还有专论,至今仍然是简牍研究家们赖以循行的标准范型。其后陈邦怀、徐苹芳各擅所长;而在台湾的劳斡及陈槃诸先进也成果叠出,成为台岛简牍学界的领袖。同一时代,饶宗颐在香港又以卓越的研究成为简牍学的代表人物。再放眼日本,60年代以森鹿三、尤其是大阪大学的大庭脩后来居上;还有藤枝晃、永田英正、日比野丈夫等等的简牍研究,都足以领一代风气。这样,50—60年代,大陆、港台、日本,汉字文化圈中的简牍研究,足以构成一个含金量极高的研究特别时期。与同时其他领域的走向寂寥低沉相比,简牍学研究却有了一个意外的“逆生长”的发展势头。

  从70年代初期开始,荆楚湖湘之地大批出土楚简,改变了原来一家独大的西北汉简与秦简的地位,甚至在数量上,湖湘楚简也已呈后来居上之势。《睡虎地》《包山》《郭店》《马王堆》《银雀山》《尹湾》《张家山》《长沙走马楼》《里耶》,每出土一批简牍,必在学术界引起一阵考史证伪的风气。即使70年代同一时期西北的内蒙古、甘肃等地仍然在陆陆续续出土如《敦煌悬泉月令诏条》《居延新简》等等,自然也受关注颇深;但毕竟是面对遍地开花的楚简,又从战国楚地历两汉再到两晋,时间跨度上更大了,对比西北以汉简为限,自然很难独占风光了。不过,西北汉简中在1979年出土了敦煌小方盘城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汉简1200枚,为非墓葬简牍出土中最多的一批,书法劲美,堪为楷模,远胜于过去我们对简牍粗疏的旧印象,亦是当代西北简牍学界一份可圈可点的好成绩。

  关于近年来的简牍学术研究,也有如下一份清单可供参酌。

  在西北这个简牍中心的学术活动有如下一些:

  1.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在兰州举行。

  2.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在兰州举行。

  3.第三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8月17—18日在兰州举行。

  4.“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”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酒泉举行。

  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地,也办过学术研讨会:

  5.“简牍与早期中国”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2012年10月27—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。

  在湖湘楚地的学术活动有一次,是刚刚过去的上一年:

  6.“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”暨“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”2016年8月27—28日在长沙举行。

  2017年,则有超大规模的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举行:

  7.“中国简牍学术研讨会”暨“书于竹帛——中国简帛文化展”于2017年9月25—26日在山东省博物馆举行。展览要持续到2018年3月。

  最有意思的,是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、日之间作比较。日本有许多优秀的简牍学研究专家如大庭脩,研究水平自不待言。但我在日本印象最深的,是日本学者并不关注竹简,而是多举木简;竹简几乎没有人去提起——为什么竹简不受待见?后来慢慢弄懂了其中缘由。中国古代战国到两汉魏晋竹简盛行时,日本尚未开化,故尔竹简文化并未传至日本;待到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开始学习引进中国文化之时,竹简在中国唐代时期早已被纸张之书写所淘汰渐趋消失,但木简的标签功能却仍然在。于是日本自然接受了唐代的纸张与木简而于竹简十分陌生了。又因为开化之初,纸张获取不易,于是木简作书成了日本当时的风气,而竹简反而百不一见了。故尔若开国际学术研讨会,一提“简牍”,中国学者习惯以竹简为主而木牍副之,但日本学者却必以木简为先,而并无竹简的概念。此中的相错而行,正反映出中、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定时期必定拥有特定内涵的作用力,其中取舍进退之间,深有讲究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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