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明章草书风的转变
发布时间：2018-07-31 阅读次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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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书法，在赵孟頫复古主张的倡导下，章草书体得以复兴，以至形成了众书家广泛学习章草的时代风气，文人书家在今体楷、行、草书的创作中时常出现带有章草意味的笔画和写法，形成了一种章、今书体的自然融合，大大增加了今体书的审美内涵。经元末书家的传承，此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以前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明代初期的书法审美思想和书法面貌是在元人已有基础上的延伸。宋克就是由元入明并在章草书创作上取得成就的大家。他不仅把章草作为专攻的书体，更把元人所开创的章、今合体的创作手法推向了极致。与其师祖康里子山把章草与行草完美糅合的手法有所不同的是，他把章草与狂草进行了融会和再创造，在用笔上更增加了丰富的技巧元素，神采上则夸张了狂草的磅礴气势，点画上饰以章草波磔的高古，使他的草书独具个人面貌。同时，他在章草上的成就对其他书家影响深远，促进了明代章草的兴盛和发展。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中进士的黄卓，在其草书李白《将进酒》后用章草作跋，其手法面貌一如元人的固有格调。总之，这一时期的章草面貌还仍然具有妍丽流美的元人章草遗风。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这或许只是对章草典型点画形貌的借鉴与活用，并不是章草内在古意对草书线质与体势的全面渗透。这在明人对章草的论述中可见一斑。
明唐文凤《梧冈集》卷七：“草法自史游作《急就》、《凡将》等章，犹有浑朴气，备篆隶体。我们知道，元人写章草是师法刻帖的，加之赵孟頫个人书风平正软媚的影响，自然不可能达到章草所含有“浑朴气”和“备篆隶体”的审美内蕴，这是由时代局限所造成的。从明汤临初《书指》对宋克章草的批评中更可见出这种言外之意：
《急就》为古人绝学，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，甚自矜重，秘惜其法，不以语人。今观其书，作意太过，乏古人不尽之味，盖《急就》中之颠、素也。
上述所指宋克缺乏的“古人不尽之味”或许就是章草固有的“浑朴气”和“备篆隶体”的古质。他接着又说：
盖八分体本简古，故运笔欲得疏畅。《急就》之法，萌芽于此。既作《急就》，则已浸淫草书，必须收敛斩截，便易痛快，使有苍然之色，不待倾侧牵引以为奇也。不然，则直作近草可耳。
汤氏对章草的认识重在溯本求源，上追八分书，以求简古疏畅，作章草则不以牵引为奇，要“收敛斩截，便易痛快”，具“苍然之色”。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分明感受到，当时书家对章草的认识理解已发生了转变，即从表象化的意取转向对章草深层的审美古质的追求。
明代中期的草书大家祝允明的章草《长门赋》、《闲情赋》等作品或可表现出这种变化。他对章草有独到的理解：“章草须有古意乃佳，下笔要重，亦如真书，点画明净，有墙壁，有间架，学者当以索靖、张芝、皇象、韦诞、《月仪帖》、《八月帖》、《急就章》为模范也。”
《长门赋》是祝允明六十三岁应姻亲沈则山之请而书的六体诗卷中的章草部分，此作以古代章草名帖为基，但又不亦步亦趋于某一帖的面貌，而是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既有别于赵、邓、康里、宋克诸家的章草面貌，又存有章草的古意。下笔处决不纤弱，斩截有力，点画明净爽洁。笔画间不刻意连带，当连则连，有时则以断为连，气韵颇为高古。特别是在单字的字势组合上，与元代诸家略带平正板滞有所不同，强化字型组合的欹侧错落，加大字内字外空间的变化，使得整体章法疏朗空灵。其他的章草刻帖《闲情赋》、《书述》等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。祝允明对章草古意的深层认识直接影响到他的草书创作，如《赤壁赋》、《箜篌引》等作品，在笔画的处理上常以大量的点代替，打乱连带的用笔，以断为连，体现出章草飘摇洒落的古韵气息。
“明代后期，帖学书法出现了一个尚古变法的高潮，涌现了徐渭、张瑞图、邢侗、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等一大批既重晋唐传统又兼采篆籀隶分古意，同时又能有突出的个性创造的浪漫主义书家群体。这一批书家没有程式化地沿袭鍾、王体貌，而是得其意趣、神理，在其书法精神与形质中均内涵篆隶高古之意。” 随着“篆隶笔意”书法观念的日益深入，书家的审美思想发生了深层的变化，特别是真、行、草书的创作发生了由重外象到重内质的审美转型。当然，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对章草书美的理解和创作。
明汪砢玉云：“况章草之来，作于科斗籀篆。观其运笔圆转，用意深妙，乌有不通籀篆而能学者哉。”可见，要想真正写好章草，必须要通籀篆，籀篆是章草的源头所在。赵宧光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写草书必须先写章草的书学理念：
真不知篆，草不知章，隶不知古而妄作妄议，皆盲儿也。
学章草书，多入粗俗险怪诸恶道，然草书之所必由也。
作草祖章，便无苦气，挑剔最忌苦气，稍用章法，此病自远。
随后的书家写章草，尤其注重对线条内在古质的追求。邢侗的有件章草临作《豹奴帖》颇有意味，他改变了原尺牍的固有章法，变成了条幅式的创作形式。字径放大以后，用笔的力度加大，笔锋的绞动幅度也随之加强，线条变得苍茫厚重。它除了点画上具有章草的磔画形态以外，字形还带有明显的圆转之势，方圆结合，体现了章草中篆隶书的古质内涵。
徐渭对章草也多有吸取，其《评字》曰：“吾学索靖书，虽梗概亦不得。然人并以章草视之，不知章稍逸而近分，索则超而仿篆。”徐渭的行草书中含有浓重的隶书体势和章草的点画特征，难怪会被人“并以章草视之”。他解释章索之间的不同，分明表示他对篆隶笔意的重视。从墨迹《自书诗卷》可以看出，他的章草并非刻意模拟索靖，而是把章草和隶书的笔意融进行书中，化合出篆隶书的线条内质，从而形成爽劲飘逸的风格。
晚明的黄道周人品书品俱佳，清人秦祖永评其书法“行草笔意离奇超妙，深得二王神髓”。从他的小楷和行草书作品中尤能显见出他对锺王楷书，右军行草书，索靖、皇象章草的吸收和化合。他在《书品论》中就多有论说章草之语：“楷法初带八分，以章草《急就》中端的者为准。《曹孝女碑》有一二处似《急就》，只此通于古今，余或远于同文耳。”“草书以欧阳询初集右军《千文》为第一，怀素最下。章草晋魏以下无复佳者，张廙、陆云所存不多。时人唯有云间周思兼备臻妙旨，今久不可得。吾乡谢光彝章草亦足名家，晋江黄大司马时亦为之，然多葛龚，不尽公手。黄氏对章草的理解和融合借用，表现在行草书创作上，具有两大特色：一是融汇了章草的用笔体势，取法高古朴茂；二是在章法的形式处理上，单字压扁且拉近字间距离，增大行间距离，既重结字的欹侧俯仰，又使字与字之间连绵茂结，从而使他的整体书法面貌避免了前代书风纤弱颓靡的习气，形成了遒媚浑深的风格气象。另外，黄道周不仅自己对章草的吸收变通倾注了心思，还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洪思学写章草。“洪思，字阿士，龙溪人，年十三随其父游黄石斋之门，……作章草甚佳。”
明代书家陈芹，字子野，南京人。《詹氏小辨》评其写章草亦斐然。他的章草有《自书诗卷》，表现出与古章草和元代章草迥异的风格面目。具体说来，其风格特点与祝允明《长门赋》大体相近，虽为章草体式，但不作明显的波磔，只是意到而已，字型典雅含蓄，自然流畅。
八大山人所书《月仪帖》在众多同时期的章草中，风格独具，古意盎然。它的用笔与西晋《平复帖》极相近，笔笔厚重富有篆意。他以绘画的独特审美眼光安排结字造型，字内善于留以大块空白，疏密对比，整体字态空灵，富有画意。
王铎的传世草书中很少有章草作品，其《草书诗卷》一改以往跌宕起伏、飘逸超迈的“二王”法度，大量参以章草的用笔意态，字与字有意断开，波磔点画的穿插运用使得整体的书写节奏变得轻松洒脱，字势摇曳多姿，单字的长型和字间的挪让排列又使得行气流畅贯通，既有章草的笔画特点，又有今草的整体气韵，手法极其巧妙。
总之，章草发展到晚明这一时期，由于受“篆隶笔意”书法观念的深入影响，书家普遍重视篆隶书体对草书线条质感的重要性，在章草的用笔中更加重了对篆隶笔意的追求。同时，在点画上打破了元人一味强调波磔笔画的惯式，含蓄自然，线条浑厚而古朴，结体自然稚拙，含有苍茫简约的古质和美感，表现为异于元人风格特征的章草新书风。
明唐文凤《梧冈集》卷七：“草法自史游作《急就》、《凡将》等章，犹有浑朴气，备篆隶体。我们知道，元人写章草是师法刻帖的，加之赵孟頫个人书风平正软媚的影响，自然不可能达到章草所含有“浑朴气”和“备篆隶体”的审美内蕴，这是由时代局限所造成的。从明汤临初《书指》对宋克章草的批评中更可见出这种言外之意：
《急就》为古人绝学，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，甚自矜重，秘惜其法，不以语人。今观其书，作意太过，乏古人不尽之味，盖《急就》中之颠、素也。
上述所指宋克缺乏的“古人不尽之味”或许就是章草固有的“浑朴气”和“备篆隶体”的古质。他接着又说：
盖八分体本简古，故运笔欲得疏畅。《急就》之法，萌芽于此。既作《急就》，则已浸淫草书，必须收敛斩截，便易痛快，使有苍然之色，不待倾侧牵引以为奇也。不然，则直作近草可耳。
汤氏对章草的认识重在溯本求源，上追八分书，以求简古疏畅，作章草则不以牵引为奇，要“收敛斩截，便易痛快”，具“苍然之色”。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分明感受到，当时书家对章草的认识理解已发生了转变，即从表象化的意取转向对章草深层的审美古质的追求。
明代中期的草书大家祝允明的章草《长门赋》、《闲情赋》等作品或可表现出这种变化。他对章草有独到的理解：“章草须有古意乃佳，下笔要重，亦如真书，点画明净，有墙壁，有间架，学者当以索靖、张芝、皇象、韦诞、《月仪帖》、《八月帖》、《急就章》为模范也。”
《长门赋》是祝允明六十三岁应姻亲沈则山之请而书的六体诗卷中的章草部分，此作以古代章草名帖为基，但又不亦步亦趋于某一帖的面貌，而是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既有别于赵、邓、康里、宋克诸家的章草面貌，又存有章草的古意。下笔处决不纤弱，斩截有力，点画明净爽洁。笔画间不刻意连带，当连则连，有时则以断为连，气韵颇为高古。特别是在单字的字势组合上，与元代诸家略带平正板滞有所不同，强化字型组合的欹侧错落，加大字内字外空间的变化，使得整体章法疏朗空灵。其他的章草刻帖《闲情赋》、《书述》等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。祝允明对章草古意的深层认识直接影响到他的草书创作，如《赤壁赋》、《箜篌引》等作品，在笔画的处理上常以大量的点代替，打乱连带的用笔，以断为连，体现出章草飘摇洒落的古韵气息。
“明代后期，帖学书法出现了一个尚古变法的高潮，涌现了徐渭、张瑞图、邢侗、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等一大批既重晋唐传统又兼采篆籀隶分古意，同时又能有突出的个性创造的浪漫主义书家群体。这一批书家没有程式化地沿袭鍾、王体貌，而是得其意趣、神理，在其书法精神与形质中均内涵篆隶高古之意。” 随着“篆隶笔意”书法观念的日益深入，书家的审美思想发生了深层的变化，特别是真、行、草书的创作发生了由重外象到重内质的审美转型。当然，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对章草书美的理解和创作。
明汪砢玉云：“况章草之来，作于科斗籀篆。观其运笔圆转，用意深妙，乌有不通籀篆而能学者哉。”可见，要想真正写好章草，必须要通籀篆，籀篆是章草的源头所在。赵宧光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写草书必须先写章草的书学理念：
真不知篆，草不知章，隶不知古而妄作妄议，皆盲儿也。
学章草书，多入粗俗险怪诸恶道，然草书之所必由也。
作草祖章，便无苦气，挑剔最忌苦气，稍用章法，此病自远。
随后的书家写章草，尤其注重对线条内在古质的追求。邢侗的有件章草临作《豹奴帖》颇有意味，他改变了原尺牍的固有章法，变成了条幅式的创作形式。字径放大以后，用笔的力度加大，笔锋的绞动幅度也随之加强，线条变得苍茫厚重。它除了点画上具有章草的磔画形态以外，字形还带有明显的圆转之势，方圆结合，体现了章草中篆隶书的古质内涵。
徐渭对章草也多有吸取，其《评字》曰：“吾学索靖书，虽梗概亦不得。然人并以章草视之，不知章稍逸而近分，索则超而仿篆。”徐渭的行草书中含有浓重的隶书体势和章草的点画特征，难怪会被人“并以章草视之”。他解释章索之间的不同，分明表示他对篆隶笔意的重视。从墨迹《自书诗卷》可以看出，他的章草并非刻意模拟索靖，而是把章草和隶书的笔意融进行书中，化合出篆隶书的线条内质，从而形成爽劲飘逸的风格。
晚明的黄道周人品书品俱佳，清人秦祖永评其书法“行草笔意离奇超妙，深得二王神髓”。从他的小楷和行草书作品中尤能显见出他对锺王楷书，右军行草书，索靖、皇象章草的吸收和化合。他在《书品论》中就多有论说章草之语：“楷法初带八分，以章草《急就》中端的者为准。《曹孝女碑》有一二处似《急就》，只此通于古今，余或远于同文耳。”“草书以欧阳询初集右军《千文》为第一，怀素最下。章草晋魏以下无复佳者，张廙、陆云所存不多。时人唯有云间周思兼备臻妙旨，今久不可得。吾乡谢光彝章草亦足名家，晋江黄大司马时亦为之，然多葛龚，不尽公手。黄氏对章草的理解和融合借用，表现在行草书创作上，具有两大特色：一是融汇了章草的用笔体势，取法高古朴茂；二是在章法的形式处理上，单字压扁且拉近字间距离，增大行间距离，既重结字的欹侧俯仰，又使字与字之间连绵茂结，从而使他的整体书法面貌避免了前代书风纤弱颓靡的习气，形成了遒媚浑深的风格气象。另外，黄道周不仅自己对章草的吸收变通倾注了心思，还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洪思学写章草。“洪思，字阿士，龙溪人，年十三随其父游黄石斋之门，……作章草甚佳。”
明代书家陈芹，字子野，南京人。《詹氏小辨》评其写章草亦斐然。他的章草有《自书诗卷》，表现出与古章草和元代章草迥异的风格面目。具体说来，其风格特点与祝允明《长门赋》大体相近，虽为章草体式，但不作明显的波磔，只是意到而已，字型典雅含蓄，自然流畅。
八大山人所书《月仪帖》在众多同时期的章草中，风格独具，古意盎然。它的用笔与西晋《平复帖》极相近，笔笔厚重富有篆意。他以绘画的独特审美眼光安排结字造型，字内善于留以大块空白，疏密对比，整体字态空灵，富有画意。
王铎的传世草书中很少有章草作品，其《草书诗卷》一改以往跌宕起伏、飘逸超迈的“二王”法度，大量参以章草的用笔意态，字与字有意断开，波磔点画的穿插运用使得整体的书写节奏变得轻松洒脱，字势摇曳多姿，单字的长型和字间的挪让排列又使得行气流畅贯通，既有章草的笔画特点，又有今草的整体气韵，手法极其巧妙。
总之，章草发展到晚明这一时期，由于受“篆隶笔意”书法观念的深入影响，书家普遍重视篆隶书体对草书线条质感的重要性，在章草的用笔中更加重了对篆隶笔意的追求。同时，在点画上打破了元人一味强调波磔笔画的惯式，含蓄自然，线条浑厚而古朴，结体自然稚拙，含有苍茫简约的古质和美感，表现为异于元人风格特征的章草新书风。